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一）“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

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共中央在总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基础上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以克服教条主义为主。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冲破苏联模式，以我为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人民解放军开展了纠正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七月，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军事工作中，主要是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错误批判。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向苏联学习时将苏联经验分为三种，相应提倡三种学习态度：对苏联好的经验要“取经”；对不好不坏的取其好的一部分；对坏的进行研究，引以为戒。毛泽东批评军事院校大量讲授苏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例，却不讲中国革命战争成功经验的倾向，提出“以我为主”的方针，“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毛泽东同样不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已有经验一成不变，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毛泽东主张有分析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将苏联经验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军委在呈送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概括军事训练的四条方针：一，全军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二，继续总结我军经验，编出我们的条令；三，研究原子、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四，军以上干部选读一部分马、恩、列、斯的军事理论，批判地抽读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这四条方针体现的仍是“以我为主”的思想。

贯彻“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五十年代末开始，全军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理论。以后历年发布的有关军事训练的指令，都把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规定为训练的必修课。一九六一年，中央军委训练会议要求师以上干部以全年学习时间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团以下干部以全年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学习毛泽东著作，其中师以上干部重点学习“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辑录）”，团以下干部重点学习“十大军事原则”。各级各类军事院校普遍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课。人民解放军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新问题，为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进行理论准备。二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四年，全军军史、战史编写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军委动员全军中将以上军官选择自己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作战体会，每人写一篇个人的经验总结，作为历史文献垂教于后人。总结的体裁不限，但要求不翻书，不同别人商量，不由他人代写，一定是自己的切身感受。三是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搞出人民解放军自己的战斗条令。在军事科学院组织下，经全军动手，分工编写，综合汇稿，集体审修，反复加工，重点实验，最后验收，一九六一年五月，《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以及《飞行条令》正式颁布试行。条令颁布前，曾经反复修改，《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6次集体审修，《步兵战斗条令》4次集体审修，其间3次印发全军征求意见，并经过部分连队和院校试行。一九六三年五月，《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颁布。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各总部、各军兵种相继颁发了各自的战斗条令。人民解放军第一代战斗条令的诞生，为全军部队平时组织训练、进行战备工作，战时指挥作战行动提供了依据。

（二）“少而精”的原则。

一九六○年初，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情况时提出：“各级军事院校的学习内容应实行少而精的原则，凡可以不在学校学习的，和可以用自修办法学习的，则不应列入学校的课程。”同年八月，林彪在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少而精”的思想，他说：“教学内容要精简，要压缩，把那些次要的东西坚决削减。……有人总想多搞，结果是走向反面；过了量，搞得愈多，学到的东西愈少，这也是辩证法。”半个多月后，在九月中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再次强调：“现在提出两个原则：一要少而精，二要短而少。学制要改革，时间不要太长，干部不能老住学校，脱离实际，越学越空。教育内容也要精简，重要的东西不在多，而要反复地学，学会运用，多讲不如多练。少而精的精，就是要求精华，要求精通。无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都要少而精，部队、机关、院校的教育也都要少而精。”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提出：“单单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和平时期要在黑夜里练习，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

“少而精”原则有其合理的因素。在训练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适当压缩教学内容，有利于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妥善处理质与量、专与博的关系，学一点就弄懂弄通一点，学会了就能运用于实际。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贯彻“少而精”的教学方针，在险恶的战争环境里，迅速培养出大批军政骨干送往抗战第一线，这些干部成为团结与领导各解放区抗日军民的中坚。新中国成立以后，环境与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学习军事科学成为可能，“少而精”虽然仍不失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强调过分，也可能出现重质不重量、重专不重博、重实践轻理论、重眼前轻长远的片面性。一九六五年后，林彪提出，“苏军的东西一概没收，外国的东西也一概没收，来个‘收书’”，“‘收书’，是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的一个重要战役”，则将这一倾向推向极端。

根据“少而精”的原则，一九六一年的军事训练计划在上年基础上简化了内容，减少了理论基础科目以及师以上规模的合练和演习，提出抓重点，抓实用，对自己有用的就反复地学，反复地练；对自己作用不大的就不学，或者知道一点常识就行了。战士主要学技术，技术又以射击和驾驶为主，少训多练，要求打得准，开得动。干部主要学战术，战术训练以营以下小分队和单车、单炮训练为主，少搞大演习，多搞小动作。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海军、空军、陆军训练会议相继召开，讨论落实“少而精”方针问题。叶剑英在三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就军事训练问题向中央军委报告。叶剑英提出，军队训练总的要求是：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

（三）结合战备工作进行应急训练。

一九六二年春开始，台湾国民党军积极策划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及时抽调兵力，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担负战备任务的部队迅速改变了原定的年度训练计划，转入战前的战备训练，突击解决作战急需的战术、技术问题。一九六二年六月以后，中印边界局势日渐紧张，中国边防部队加强防范，根据边境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进行了针对性训练。

一九六二年底，中央军委发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要求全军战备值班部队、航空兵部队、舰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一九六三年间经常保持训练，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技术训练达到能熟练使用手中的武器器材，学会各种条件下的运用，特别是在夜间和视度不良条件下的运用；战术训练以连以下基础科目为主，着重练好现有武器在有效距离内特别是近战的本领，着重进攻，着重山地，着重夜间，在此基础上进行营（大队）的合练和团以上首长司令部训练；战役训练以防止突然袭击和反空袭为重点，着重研究阵地防御、抗登陆、运动战、机动等战役课题。一九六二年底，总参谋部召开全军军训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大搞训练的重点是全训部队，是干部、司令部和特种兵，肯定天天练、经常练是有领导的群众性自我学习练兵制度，是正课基础上巩固提高基本技能的一种练兵方法，要求加强领导，突出重点，改进方法。

（四）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

六十年代初开始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以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的出现为标志进入成熟期，以“大比武”为契机形成高潮。

一九六一年，南京军区某军军长李德生组织工作组到所属某团二连蹲点，发现该连副连长郭兴福带教的训练小组集其他单位班战术和单兵战术教学优点于一身，表演的进攻战术很有特色。李德生亲自同郭兴福谈话，指定其从单兵训练抓起，继续进行教学试验。在领导和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加上郭兴福本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其教学水平又有长足的进步。他教练单兵进攻战术，要求严格，方法多样，既细且活，又注意做现场思想鼓动工作，令观者耳目一新。

同年，总参谋部出版的内部刊物《军训通讯》介绍了郭兴福的教学经验，向全军推荐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一九六一年秋季开始，郭兴福所在军以现场汇报表演的形式，在本军范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看到《军训通讯》的介绍后，当即调郭兴福和表演分队到南京进行汇报作业。一九六二年三月，南京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南京军区将郭兴福教学方法总结为四个问题、五条经验，四个问题是：把思想工作摆在首位；体现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从实际需要出发；从基层干部、战士的实际水平出发。五条经验是：贯彻“四带”，即带着敌情、带着仇恨、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去练兵；贯彻“四练”，即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动作紧密结合；从难从严，多练几手；民主教学，因人施教；做好训练场上的思想工作，激发练兵热情。一九六三年五月，南京军区进一步把郭兴福教学经验归纳为八条：一是摸清底细，因人施教；二是分清层次，由简到繁；三是归纳要领，做出样子；四是情况诱导，正误对比；五是重点提问，反复练习；六是民主教学，运用骨干；七是评比竞赛，广树标兵；八是宣传鼓动，做思想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到十月，郭兴福及其教学班在广州、武汉、沈阳军区表演数十场，受到普遍好评。其他军区也要求郭兴福去表演和传授经验。适应这种形势，总参谋部一九六三年底在镇江召开有各军区、各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介绍郭兴福教学方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赶赴现场会观看表演。十二月二十七日，叶剑英向中央军委报告镇江现场会议情况，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叶剑英说，郭兴福教学方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本人努力的结果。叶剑英归纳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五个突出特点是：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学校；不仅适合步兵，而且适合各军种、兵种。毛泽东见到叶剑英的报告后，对“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一条特别感兴趣，指出郭兴福教学法对人民解放军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毛泽东称赞叶剑英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教学方法的现场会议。会议强调相互学习，从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罗瑞卿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特点概括为“红、活、硬、细、实”五个字。这次会议成为一九六四年全军开展大练兵、大比武的动员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结部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经验，联名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草案）》，进一步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指导连队基础训练。

南京会议以后，全军迅速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练兵热潮，各军区、各军兵种相继举行本区、本兵种范围的汇报表演，借以促进比、学、赶、帮活动的深入，继而于五月份开始，举行各自的比武大会，检验训练效果，表彰训练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同时选拔尖子选手参加全军比武。

五月，北京军区在天津杨村召开训练现场会，检验培养尖子的成果。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罗瑞卿等分别观看了现场会的表演。观看夜老虎连标定射击后，周恩来说，三五年内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再把民兵也搞起来，我们就天下无敌了。看到某部炮班5发炮弹击中4个运动目标，陈毅说，打得准，有成绩，这是军事历史上破天荒的，世界训练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贺龙对北京军区领导说，好好总结一下，首先在你们军区推广，运用典型推动工作，这就是个窍门。一方面推广郭兴福，一方面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罗瑞卿称赞表演过硬！过硬！真过硬！再过硬！鼓励战士们苦练加巧练，还要不断发展提高。叶剑英随后观看了北京军区夜间训练尖子分队的表演，他说，我们的军队政治上是强的，再把近战夜战的技术战术搞好了，真正能过硬，我们就有胜利的把握，就能像周总理所说的，任何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观看参谋标图作业表演后，叶剑英提出，参谋人员应做到“六会”（会画、会写、会传、会读、会记、会算）。

六月，罗瑞卿等观看了济南军区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观摩评比大会。贺龙根据罗瑞卿的汇报，将济南军区表演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非常兴奋地说：“这样的好事，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看看呢？”据此，中央军委决定调北京、济南军区部分表演分队进京进行汇报表演。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十三陵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人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精度射击、轻机枪速射、3000米武装越野、侦察兵捕俘和攀登、坦克表演等科目，不时鼓掌称好。观看射击表演时，毛泽东说：“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观看侦察兵表演时，毛泽东说：“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观看坦克表演时，毛泽东说：“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靠什么地方都能走的，武器靠背得动的。”“不是不要（坦克），但是不能只指望这个，或主要指望这个。”观看武装越野表演时，毛泽东说：“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当军区领导人汇报每个战士都要有自己一套过硬本领时，毛泽东说：“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七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比武基本结束。七月十六日到八月二十三日，全军分18个比武区进行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参加比武表演的，既有部队，也有民兵，共1。37万余人，参观见学干部约9万人，其中地方干部近半数。比武中，获集体一等奖的单位1212个，获个人一等奖的有2257人，其中各军、兵种一等集体尖子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人。与一九六三年相比，比武成绩明显提高。

群众性练兵运动和“大比武”是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有力地推动了军事训练的广泛开展，造成了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军事技术的良好风气，探索了典型示范的工作方法，树立了众多各类尖子、标兵，普及了先进经验，使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训练水平，特别是基础技术训练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群众性练兵运动和“大比武”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偏重于技术训练，对战役、战术训练重视不够；其次，训练方法改革成绩明显，训练内容改革则不多，对于诸兵种协同作战未多涉及；再次，受六十年代初已经开始的“左”的影响，教学中出现一些过分强调“精神因素”的倾向；最后，在比武和表演中，个别单位拼凑“尖子”，弄虚作假，滋长了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习气。

（五）“突出政治”对军事训练的冲击。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借口大练兵和大比武活动中存在的某些缺点，指责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冲击了政治，是一种不好的苗头，进而鼓吹“突出政治”，“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要求压缩军事，把政治摆在主要地位。这样，就否定了他本人六十年代初“学军事要比政治的时间多”，“政治和军事都要给时间，要适当规定一个比例，政治要少占点，特别是有些季节要让给军事”的提法。

据此，一九六五年的军队工作以“突出政治”为主，军事训练时间和训练指标进行了压缩，停止进行师以上规模的比武。普及先进经验以部队基础训练为主，主要是近战、夜战训练和游泳泅渡训练。干部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林彪的军事论文，连队干部“四会”（会做、会教、会讲、会做思想工作）以会做思想工作和会教为主，不强调会做，不要求指导员经常跟班作业。同年底，林彪更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方针，使军事训练愈益走向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