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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冬的北京，感觉中要比现在寒冷许多。寒风钻过车窗的缝隙直扑我的面颊，我们乘坐着飞行总队派出的面包车，一路驶向北京城。很少进城的我们，看到窗外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有趣。

　　当汽车驶入东直门时，只见到处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里是城市与郊区的分水岭，也是北京城乡交通的聚集地，进城和出城的汽车在这里交汇行驶。

　　在黑压压的人群里，人们都紧缩着脖子，把身子蜷进厚厚的棉袄中。只有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睛，在紧裹的围脖和帽檐下透着几分焦虑和急切，人们的目光追随着车子的方向和紧闭的车门。

　　夜幕下的北京城，街道两旁的灯光显得有些昏暗，临街的店铺有的早已打烊，清一色灰蓝着装的路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汇成了一曲归家的乐章。

　　低矮的民房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缕缕青烟缭绕在胡同的上空，这个离我既近又远的城市似乎有着说不尽的故事和道不清的心思。

　　1974年11月28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作为他的国内专机机组成员，我们成为他邀请名单中的一员。

　　人民大会堂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侧，浅黄色的外墙，黄绿相间的屋檐，典雅大气，厚重而庄严。步入其中，那高高的顶层和空旷的大厅让身处其中的我们感到了自身的渺小。顺着大红的地毯，我们来到了一组长长的台阶前，这是通向宴会厅的阶梯。环绕宴会厅外围的是宽敞的休息廊，一些茶几上摆放着花生米和虾片，这是餐前小吃。周围已经零零散散地坐了一些人，其中身着西服、有着高高的鼻梁的外国人格外引人注目。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到京，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问中国铺平了道路。从那一刻起，中美关系从对峙转向了接触。但世事难料，尼克松曾经宣布，要在其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水门事件”尼克松黯然下台，这一承诺也由此化为了泡影。

　　这是基辛格第七次来到中国，美国总统也已易主为福特。由于福特总统的优柔寡断，中美关系出现了停滞与复杂的局面，此次基辛格的再次访华也已失去了往日对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热情。

　　眼前的基辛格个子并不高，他和乔冠华外长先后做了祝酒词，乔外长以简明的措辞介绍了近日来双方会见的情况并重申了中美建交的各项原则。听得出来，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19岁的我缺乏对世事洞察的阅历，心里只想着明天专机的准备工作。明天我们将从北京出发，将我们的客人送到苏州和上海。飞行时间虽然不长，但客人的特殊身份还是让我感到了压力。在当时的我们眼中，美国并不是一个友善的国家，他们还没有和我们建交。明天的客人中有许多是美国记者，他们会不会向我发问，他们又会问些什么问题，这些疑虑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我在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此次专机任务。

　　看着宴席中的外宾，我发现他们大多西装笔挺，表情严肃，似乎都不愿意张口说话。而我们一身军装打扮显得格外拘谨，大家只顾低着头看着盘中的食物，谁也不想主动接触旁人的目光，更不想打破这沉闷的气氛。年轻的我们紧盯着自己的领导和前辈，各怀心事，生怕一个不小心犯了错，盘中的食物此时已不再重要。

　　宴会持续了很长时间，每上一道菜都要耐心等上一阵子。我们都不太习惯这样的等待，但临出门时领导的训话和外事纪律的学习，让大家知道，默默地坐在席位上才是正确的行为。许多年以后我才真正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愿去参加宴会，因为赴宴不是为了去吃饭，它仅仅是一项外事活动，可以说有时参加宴会还是一件比较辛苦的差事。（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