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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随着《飞上天的花》的出版发行，加上之前的《飞向新中国》、《飞过天安门》、《飞歼空中敌》三本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系列图书全部出齐。身为空军退休干部的作者萧邦振携妻子杨民英，历时7年，自费遍访分散在祖国各地的中国空军老飞行员，这才写成百余万字的著作。而这套丛书，也是解放军出版社资深编辑谢钢在退休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萧邦振强调：“我不是专业搞写作的，我只是实打实地逐个采访，真实记录，只要健在的一定要见到本人，而已经过世的，也必须找到亲属、战友等”，“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写作，更像是在种地”，“当我的采访逐渐深入，尤其其中一些老人在接受采访之后纷纷去世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正如责编一开始对我说的那样，我是在抢救空军的历史”。

　　从历史烟尘中挖掘人物，从人物口述中抢救历史。让我们走近作者和编辑，听听两位老人的述说。

　　谢钢：缘于我对飞行员的情感，这也是我退休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

　　我得先说说两件事。一件事是关于上世纪50年代我家的一幅宣传画，毛主席在飞机的舱窗边的桌子上认真地看文件。我那时总想，毛主席的飞机是啥样的呢？另一件事，我家附近有一个机场，经常起降各式飞机，飞机降落时，飞得较低，我总喜欢在窗口用望远镜看，有时甚至可以看得见飞机驾驶舱里飞行员摆动的头儿，兴奋极了。

　　后来我参军了，没想到当了海军航空兵的地勤人员，对飞机、飞行员的好奇，变成了责任心。地勤是飞机的“保姆”，责任就是保证飞机的安全，飞行员的安全。可我在当兵一年的时候，恰恰遇到了最严重的“一等事故”——机毁人亡。那天下午飞行训练，我们团一个年轻的飞行员，飞我旁边的一架飞机。起飞前，挺精神挺帅的小伙儿还跟我们这些地勤小伙儿聊了会儿天，我才知道他刚从航校毕业，现在要飞双机编队课目。一会我看见他驾机起飞，谁知道这竟成了永别。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遇到战友牺牲。在全团召开的追悼会上，我望着他英俊的遗像流泪了。我意识到，飞行员是有高危险性的，飞行员的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是敢于与风险打交道的人。我在海军航空兵十一年，与很多飞行员有过交往，也看到一些飞行员战斗英雄的故事，飞行员的形象逐渐在我心中高大起来。这就是我策划编辑这部丛书最原始最初的情感动因。

　　但这种情感的“萌芽”直到2000年才“发芽”。因为在“世纪之交”时，我突然想到建国前后那一代老的飞行员将会先后离开人世，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历史，若不及时“抢救”也将随之消失。新中国空军最初的一部分历史不应泯灭，要赶快将这些飞行员的历史记载下来，编辑出书。于是这部丛书策划选题的工作，在我心中开始酝酿。

　　我的设想意图是通过典型飞行员的栩栩如生的个人生活经历，反映新中国空军建设的光荣历史。一滴水映太阳，一串水珠熠熠生辉。每部书的书名都以“飞”字开头，既体现的是空军，又说明是飞行员。写作要求是，还原历史，记述真相，原汁原味，决不虚构，是要真实、真实、再真实。文字要简洁明快、朴实无华，绝不许“妙笔生花”，要朴实、朴实、再朴实。要求编著作者，一定要亲自采访撰主或亲属(不能光凭材料)，一定要有撰主的历史照片，一定要有撰主的签字认可，一定要将采写过程记述作为文章的前述。这“四要”是保证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基本要求。

　　作者萧邦振是“毛遂自荐”而来的。那年，我把编写飞行员事迹设想告诉了空军的一些熟人，希望在空军能找出来作者。我还承诺，谁写出来，出版社一定出版，绝不食言。萧邦振找到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编写《飞向新中国》一书。我经过一定了解后，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其一，他服役于空军，大半辈子在空军工作，快退休了，仍然怀着对人民空军的真情实感，很想为空军建设做些有意义的事。他充满了“责任心”，而毫无“名利心”，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因为我知道按我的要求写成这本书，是要花很多工夫费很大劲儿，没有点奉献精神是不愿干这种事。其二，他熟悉空军，还熟悉一些飞行员，他知道怎么找人，怎么采访，怎么写稿，他不是外行，不会离谱。其三，他为人忠厚，行事严谨，作风扎实，会老老实实地采访，认认真真地写作，舍得下“真工夫”“慢工夫”写好每篇稿件，绝不会偷巧糊弄。这是写此书最为宝贵的品质，也是保证此书质量最重要的条件。于是，我约一本，他写一本，再约一本，再写一本，七、八年连续写了四本。事实说明萧邦振是写这部书最适合的作者。他在退休之后干成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随着《丛书》一本一本的出版，它的社会价值渐渐显露出来，人们发现了很多以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人们还找到了“失踪了”多年的驾机起义人员；人们通过不同飞行员的经历，了解了人民空军的艰苦创立与光辉历史；报纸刊物开始转载《丛书》的有关内容，电视台也开始做与《丛书》有关的专题节目……看到这些，我和参加了编辑工作的王守琰、郭莹等十分欣慰，深信我们做了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好事”。

　　说来也巧！我一入伍就来到了大连海边的海军航空兵机场，当上了一名地勘兵，围着飞机做保证飞行安全可靠工作。现在我接到退休命令即将结束军旅生涯之时，编辑的最后一本书是《飞上天的花》。41年的军人之路，起始于航空兵的战斗岗位，结束于编辑航空兵的书。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缘”字吧！

　　萧邦振：七年的辗转走访，逾百耄耋老人的最后讲述

　　谈起这四本书的写作，萧邦振最强调的一点就是：“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实实在在的！”

　　2003年4月19日，我和妻子杨民英为寻访建国前后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飞行员，准备从重庆乘船到武汉，电视里传来“非典”猖獗的消息，小孙女欣欣也在电话里呼喊爷爷奶奶快回家，我们不得不中断采访从宜昌返回北京。一进宿舍区就实行封闭式管理，连人都出不去了。报纸上每天都有“紧急寻人”的公告，说某日某时乘坐过某列车、轮船和飞机的旅客应速到当地医院体检，我查阅自己的车、船票，不禁也有些后怕。我的采访任务才完成一半，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一时心里也没底。

　　这时，接到任永荣老人的来信，他深情地说：“自己多年不写信了，但一定要给你写几句，感谢你为我们这些即将入土的人写下这些故事。”我还想起在东北采访现已病故的周正，那时老人刚刚出院，就提笔为我赋诗一首，并恭敬地向我行礼告别。还有杨培光之子杨旗，说他父母留下一点钱，兄弟们商量全用于与父母有关的事，愿意为写父亲的书提供资助。所有这些事情都激励着我，必须坚持完成撰写任务。因此，“非典”期间我一直坚持写作，“非典”过后即开始走出去采访。同时，我还利用学院放暑假的机会委托学员和就近的战友帮助采访，以弥补耽误的时间。

　　在青岛采访何伟钦老先生时，他深有感慨地说：“我驾机起义过来后，台湾宣传我摔死了；我参加油库救火后，又有人造谣说我烧死了；‘文革’中还传说我被整死了。如今，我何伟钦80多岁了，每天坚持下海游泳，活得非常健康！”

　　老红军方槐为我撰写了《参加开国大典升空的飞行员》的名单，我便按照名单逐一采访。我拜访到健在的受阅飞行员，大都是年逾80岁以上、现已离休的老首长、老干部，他们口述的一件件事例，提供的一张张照片，都是人民空军初创期间珍贵的史料。已经去世的飞行员家属子女，也介绍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并热心地为笔者提供了珍藏多年的照片和亲人留下的亲笔文字材料。其中，王玉珂同志参加开国大典后不久就在上海试飞中壮烈牺牲，赵大海、孟琎同志则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还有不少同志走上了空军各级领导工作的岗位。

　　在寻访空军飞行员战斗英雄的时候，由于抗美援朝作战已过去50多年了，国土防空最近的一次作战也已经过去30多年了，加上部队的调防，老同志的离退休，即使回访老部队向年轻人打听战斗英雄，也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说法；特别是已经牺牲、病故英雄的亲属更难寻找，我不得不想尽办法向英雄的战友多方请教，即使这样有些英雄及亲属至今仍未能联系上，可见寻访战斗英雄最难的还是一个“寻”字！我每到一家至少都要半天时间，多的跑过4至5趟，撰稿中还就有些问题常打电话同英雄核对材料。

　　20世纪70年代，我所在的航空兵部队就有女飞行员武秀梅、潘庆平等，她们和男同志一起飞行，也经常和机务人员一起参加机场的生产劳动。那时，国家实行六天工作制度，平时成家的女飞行员也不能回家，她们经常把孩子的衣服带到飞行中队洗涤，晒台上那五光十色的小孩衣服便成了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此，我一直在想该为女飞行员写点什么。承担编写任务后，我先后到女飞行员比较集中的北京、武汉两个运输航空兵师进行采访，通过查阅历史资料、与老同志座谈、并征求在职领导同志的意见，初步掌握了女飞行员的整体状况：前3批女飞行员均已停飞，第四批仅有少数女飞行员担任骨干，第五、六、七批女飞行员已经承担起繁重的飞行任务。前三批女飞行员，我寻访到15名，四、五、六批女飞行员各1名、七批2名，共20名。第八批女飞行员正在改飞歼击机紧张的培训中，我未能去打扰她们。

　　在采访写书的过程中，我身体的毛病逐渐增多，妻子、儿子、儿媳、孙女都劝我在家歇着，别操什么心了。但我就是放不下。现在书出齐了，我对自己有了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