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青石路，满眼苍碧。几点微雨，敲打着柯城区双港街道汪村石头山上刻着的美军飞行员名字，雨雾使近在咫尺的字迹显得有些模糊，而那些盘踞在郑伟勇心中原本模糊的背影，却在时光的洗礼中越来越清晰。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汪村了。雨中的防空洞，曾经庇护过美军飞行员在衢州等待归国的短暂时光，静穆而庄严，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70年前那一场中美两国人民谱写的友谊史诗。

　　多年来，郑伟勇一直在潜心研究“杜立特尔行动”，轰炸东京的16架飞机的坠毁点、80名飞行员的降落点以及所有参与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中国民众名单，并将这些史料整理成纪实报告。新年伊始，郑伟勇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邀请函，今天，他将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参加“杜立特尔行动7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战争拾遗，他是历史的聆听者与发现者

　　郑伟勇从小对航空知识特别着迷。他知道“杜立特尔行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在市政协当会计的父亲，给尚在读中学的他带回了一本介绍“杜立特尔行动”的书。通过这本书，他了解到二战期间，美国杜立特尔轰炸机队在“轰炸东京”的行动后，其中的15架轰炸机在飞到中国东南方上空时全部坠毁。64名飞行员在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帮助下回到故乡，这当中有51名飞行员曾在衢州会聚，受到过衢州军民的热情款待。

　　这段历史引起了郑伟勇的浓厚兴趣，他不止一次地行走在衢州及周边省份的山林与田野中，成了一名收集战争碎片的拾穗者。他从与这次行动相关的各地县志中寻找线索，一旦有新的发现，立刻就出发寻访。每到一处，他的第一站就是寻找当地的老人，从他们的回忆中发掘蛛丝马迹。此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托国外的朋友带来了关于“杜立特尔行动”的各种书籍，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就带着资料上门找同是研究这方面史料的专家刘国庆，共同探讨。一晃十几年过去，郑伟勇与“杜立特尔行动”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

　　“我执著于此，除了单纯的兴趣之外，更多时候我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感在驱动着我去做这件事情，并且做好它。”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郑伟勇，身上有着一种坚韧与耐心，“面对中美两国人民共同铸就的这段历史，美国人相当重视，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而许多国人，甚至连当初有几架飞机、坠落在哪些地方都不清楚。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挖掘和宣传这一段历史，让更多的衢州人为家乡骄傲。”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郑伟勇系统地搜集整理了每一份与“杜立特尔行动”相关的资料，即使是参加工作之后，他也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多次驱车前往江西、福建、江苏和安徽等地，所有参与“杜立特尔行动”的飞机坠毁的地点，他都进行了走访和调查。

　　2008年5月，在寻访衢州原中国空军第十三航空总站遗址时，郑伟勇偶然发现了附近防空洞口的石刻，上面刻着2号机的副驾驶Fitzhugh和枪炮手Radney的名字。根据他手头收集的宁波有关2号机的文史资料和飞行员的日记内容，他惊喜地发现，柯城区双港街道汪村石头山下的防空洞，就曾是这些飞行员们休憩藏身的场所。此后，他又在一系列的探访与寻找后，确定了在坠机时牺牲的飞行员法克特在汪村的墓地遗址。郑伟勇的这些发现，填补了“杜立特尔行动”中散落的飞行员在我省会合的重要一环，也见证了70年前的那一段烽烟往事。

　　受过郑伟勇帮助的美军飞行员赠送的纪念品。

　　杜立特尔轰炸机队协会送给郑伟勇的这张战机海报，上面还有5位幸存飞行员的签名。

　　这些年，郑伟勇从各地搜集的战机残片，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当地居民改制成了生活用品。

　　回首峥嵘岁月，从未断流的友谊之河

　　在郑伟勇的书房里，有两个老旧的樟木箱，里面存放着这些年他在飞机坠落地点搜集来的战机残骸碎片。尽管它们已经在岁月流逝中斑驳了痕迹，有的早已被熔化，被铸成了锅盖、火熜，以及加工萝卜红薯的刨子等日常用品，却丝毫不妨碍郑伟勇找到它们时的喜悦与激动。他说，触手70年前的轰炸机残片，仿佛还能听得到它们经历过的枪林弹雨，而它们所记载的那一段峥嵘岁月，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2008年的一天，郑伟勇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电子邮件。这是当年12号机长威廉·鲍尔的儿子詹姆斯·鲍尔发给他的。詹姆斯·鲍尔希望郑伟勇帮助他父亲寻找一块当年12号机的残片，这是93岁高龄的威廉·鲍尔有生之年最后的心愿。

　　此后，郑伟勇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踏遍了当年12号机每一位飞行员的着陆地点，就是没有找到12号机的坠毁地点。期间，詹姆斯·鲍尔又给他发了几封信，行文间提到他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使郑伟勇的寻找工作显得更加急迫。这年中秋，郑伟勇是独自在江西偏僻的深山中度过的。幸运的是，后来他在《婺源县志》上找到了关于12号机的有关记录。原来，当时空无一人的战机飞越了开化县，一直飞到婺源县梅林乡坠落。郑伟勇连夜赶到梅林乡探访了当地村民。在了解了郑伟勇此行的目的后，有位村民当即送给了他一块当年飞机的残片。

　　2009年10月，郑伟勇把这块残片寄给了威廉·鲍尔。威廉·鲍尔回信告诉郑伟勇，他收到残片后非常高兴。几周后，詹姆斯·鲍尔又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父亲收到残片后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可以说，这也是从“杜立特尔行动”中缔结出的中美友谊之花所创造的奇迹。

　　郑伟勇非常喜欢美国总统里根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法西斯军队席卷亚洲的时候，你们和我们并肩作战。”郑伟勇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抗战时期似乎都是美国曾经帮助过中国。但是通过‘杜立特尔行动’我们发现，当时许多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都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过、保护过这些坠落在中国土地上的飞行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是并肩作战的。”

　　与时间赛跑，他停不下追寻的脚步

　　这是一场与远去的时间的赛跑。

　　当年的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了。去年5月，郑伟勇收到一张来自美国的“杜立特尔行动”69周年纪念海报，上面幸存飞行员的签名，只剩下孤零零的5个。

　　郑伟勇了解到，时至今日，当年生还的64名飞行员，已有59人先后离开人世，剩下的5名幸存飞行员亦日渐年老体衰。而当年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民，也已经逐渐凋零，甚至连当年见证这一场营救活动的稚嫩孩童，也正老去。这群美军飞行员与一段烽烟往事，似乎正在随时光的迭转而渐渐沉寂。

　　这让郑伟勇愈发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如何唤醒和传承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现实命题。

　　“我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一分一秒都很珍贵。”郑伟勇告诉记者，通过与杜立特尔轰炸机队的飞行员接触，他了解到，这些飞行员终生都对帮助过他们的中国百姓心怀感激。许多中国百姓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郑伟勇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找出这些善良的中国人的名字，并整理出他们在营救中的具体事例，尽量修补这一遗憾。

　　眼下，郑伟勇已经写有10多万字的纪实报告初稿，而他的实地调查文章，也常常发表在杜立特尔轰炸机队协会的官方网站上。“我想出一本书，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并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郑伟勇说：“也许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我会一直走下去，找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在时光的幽谷里，“杜立特尔行动”铸就的绝唱反复回响着。多年前参与那场战役的英雄们，并没有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隐去。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像郑伟勇那样的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70年间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见证了那些留在心底深处执着的坚守与信念，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和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