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

       1971年初秋，32岁的优秀飞行员康庭梓照例执行了一次让他感到很光荣的专机任务，却没有想到，这一次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那架256号三叉戟及机上9个人，一直被笼罩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而被遗留下来的5名机组人员的命运，却长期被遮蔽。他们身不由己被抛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体味了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以下摘自康庭梓述，李青主笔的《一场特殊的飞行和被改变的命运》：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一共5位乘客。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从匹郊机场起飞。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机长是潘景寅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我是第二酉驾驶。飞比较长的航线，或者领导兰机长的时候，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所以飞机起飞后，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事后想起来，他的表情异常沉重。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下飞机前，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
      

      1970年初，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三叉戟的飞行性能好，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但在当时，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而且位于飞机尾部，不但飞得快，噪音也小，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成为第一批乘客。
　　

      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此刻，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落地。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同样要停在跑道上。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冻得直跺脚。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
　　

      江青每次出行，要带炊事员、医生、卫士、护士等一大堆人，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有一次飞行结束后，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在飞机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江青的服务员说：“咖啡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所以只能这样。”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但上海下大雪，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最终惊动了周总理，总理不同意飞。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

      （以下摘自《随笔》2010年第4期，作者南翔）

      那些所谓过来人，在重要年月和事件中，对一些具有路标意义的历史细节的记忆，非有抢救之心，不能挽其不堕不洇于万一。近读《三联生活周刊》，有篇较长的口述：《1971年9月13日：一场特殊的飞行和被改变的命运》，口述者是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当时执行、专机任务的优秀飞行员康庭梓。

　 我颇感兴趣的是既是那迷雾重重而又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也是他描述的九·一三事件之前发生的一些小事：一次是六天前，他从西郊机场飞山海关，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飞机。“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等到人都坐齐，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林立衡突然说：‘不行不行，还有一点事儿，停一下！’后来知道，是林立衡落下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等她第二次上飞机，才开始正常飞。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属于搭便机。”作为林副统帅的女儿，林立衡在该事件之后，全家其他亲人坠机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自不待言。但我的想象，主要盘桓在“搭便机”这个举动上。“文革”及其之前，飞机是身份的专属品，如果说林立衡搭便机不足为怪，那么为了回去取一双落下的皮鞋，飞机迟飞40分钟，大家足足呆在飞机上等她40分钟，这是不是一种迄今仍难以让人见惯不惊的特权呢？